西方社会学，自从受到不信任元叙事的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之后，就仿佛是一艘装备精良却迷失航向的巨轮，在数据的海洋中游弋，热衷于绘制社会肌理的图谱。然而，当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飓风掀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气候危机、技术竞争、文明冲突相互激荡，这艘巨轮却在惊涛骇浪中踌躇不前——似乎精准地测量了每一片浪花的形态，却无法回答“人类将驶向何方”的命题。这显然肇因于社会学元叙事的阙如：解构了启蒙理性的宏大神话，却未能编织出新的意义之网；拆穿了“进步”叙事的虚妄，却在碎片化的经验中陷入迷茫。西方社会学的困境，本质上是“意义的危机”——当量化模型替代了人文沉思，当结构分析消解了价值追问，学科便沦为炫技的操演场，失去了回应时代精神的能力。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社会学，在广泛吸收了欧洲关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众多深刻思考之后，结合本国崛起和发展的独特经验，构建了一套关于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和宏大叙事。然而，在美国向外推广和输出其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那些全盘照搬的国家和地区，虽或能收一时之效，但绝大多数最终陷入了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究其原因，这种模式本质上奉行资本至上、弱肉强食的底层逻辑，所谓的民主自由，实际上服从于发达国家的霸权要求。此外，这种现代化模式还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心态危机。对于这一系统性危机，西方内部已有普遍反思和深入批判。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此外，“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那么，我们应如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重构社会学的元叙事呢？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中华文明“天下为公”“民胞物与”“明德弘道”等精神传统，我们可以从结构与道义的辩证中，重塑一种既扎根本土经验、又直面人类命运的社会学叙事。

现代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结构主义的基因。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和韦伯的科层制铁笼到布尔迪厄的场域，从网络分析到计算社会科学，社会学始终致力于寻求以愈发精密的工具去解剖复杂的社会机体，却逐渐遗忘了“解剖刀无法触及灵魂”的警示。当大数据时代来临，这种思维惯性演变为数字崇拜：社交媒体的点赞数成为网络链接度，消费者的选择汇成价值分布图，甚至连文化认同都被简化为问卷调查的选项组合。当婚姻被简化为“匹配模型”，贫困被归因为“人力资本缺陷”，文化冲突被量化为“价值观离散度”，人的悲欢、欲望与尊严便被压缩为一串冰冷的抽象指标。这种貌似精确的测量，无法提供超越局部经验的整体性意义。同时，当我们将社会简化为节点与连接的拓扑结构时，那些鲜活生命背后涌动的孤独、焦虑与意义危机，便沦为数据模型中无法解析的“噪声”。

而要突破以上局限，社会学必须重拾“道义”的维度。正如费孝通所言，关键是全人类已有了利害上的联系但却还缺乏道义上的认同，“没有比当前世界更需要一个道义的新秩序了”。当然，道义不可能凭空构造，而是要将人类珍惜已久的共同价值进行符合当下局势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中的“民胞物与”思想，恰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民胞物与”的伦理内核，在于将个体置于天地人的宏大脉络中。张载在《西铭》中有云：“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宇宙论视野下的伦理观，消解了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桎梏：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原子化的契约联结，而是“血脉相连”的共同体，是基于情感联结的普遍关怀；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参赞化育”的共生之道。这种思维模式，与西方社会学中外在事实的客体化认知或自主行动的个体化幻象，形成了鲜明对照：世界不是冰冷的结构和机制，而是承载着道义的脉络。当代心态秩序的危机，本质是“意义供给机制的失效”。而道义叙事，恰恰能够为意义再生产提供文化资源，让社会学从结构决定论转向责任伦理学，以道义情感来弥合工具理性与生活实践的断裂。“天下”不再是一个古老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态—伦理共同体，是应对全球议题的道义坐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民胞物与”的当代表达。这种理念，既继承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又回应了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宣扬的“普世价值”神话。这种理念，承认差异的存在，但更强调“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尊重各国利益，但更追求“义利相兼”。同时，这种理念也为社会学提供了批判性介入的支点。在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中，如何守护劳工尊严？在人工智能的狂飙中，如何重构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此类问题的答案，必然蕴藏在结构与道义的交织之中。

社会学的重生，需要一场叙事的革命——不是对古典理论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文明对话中锻造新的叙事范式。这种范式应具备三重特质：首先，它是“结构—道义”的双重叙事。我们研究数字平台的“算法劳工”，既要剖析数据监控的技术逻辑（结构），也要追问“人的异化与解放”（道义）；我们分析乡村振兴的过程，既要计算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结构），也要考量“守望相助”的乡土伦理（道义）。这种双重视角，既能避免结构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又能抵御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泛化。其次，它是“复数现代性”的跨界叙事。西方社会学诞生于工业革命的轰鸣声中，其理论底色是线性进步史观与个体主义范式，外加民族国家的隐形框架。而中国社会学需要走出“冲击—回应”的思维定式，站在“轴心文明”的高度重构叙事。比如，“天下”观念可以解构西方民族国家叙事的排他性，“执两用中”的智慧可以调和自由与平等的永恒张力，“生生不息”的宇宙观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哲学根基。这种跨界不是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文明基因的创造性重组。最后，它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叙事。王阳明的“致良知”命题，对社会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真正的知识必须指向行动，而行动本身即是意义的生成。这种叙事要求学者既是冷静的分析者，又是热忱的介入者。社会学不应只是结构的解剖台，更应是道义的瞭望塔。

站在文明史的十字路口，社会学的使命不应局限于解释世界，还在于参与世界的重建。当“天下为公”遇上“元宇宙”，当“民胞物与”对话“碳中和”，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人工智能伦理，我们亟须一种全新的社会学叙事。这一叙事既能解剖算法的权力结构，又能守护人的尊严；既能描绘全球化的复杂网络，又能书写“美美与共”的文明诗篇。我们当以结构为经，以道义为纬，在数据迷宫中寻找到伦理罗盘，在数据迷雾中织就一张新的意义之网。这张网，既要容纳量子计算机的算力，也要贯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智慧；既要解析社交媒体的大数据，也要吟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歌谣。直面现实结构的制约而不忘道义的追求，唯其如此，社会学方能既保持科学品格，又不失人文魅力，在文明对话中找回自己的声音与力量。

（作者系九游APP下载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