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有所为，就是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这一重要论述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政府要定位好自己，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二是信用经济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市场规则、竞争秩序与市场环境优化的组成部分;三是信用经济等可能是市场失灵的重要领域，也是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可以有所为的着力点。

信用经济对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降低交易成本是促进市场运行效率提升的目标追求，也是判断一个市场运行得“好”与“坏”的标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信用经济对降低交易成本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减少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通过信用评级、信用记录等方式，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对方的信用信息，减少信息搜集成本和因信息不透明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风险。如企业在进行商业合作时，可通过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快速判断合作风险。二是降低各方的谈判成本。好的信用记录可以使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信任，简化谈判流程。如长期合作且彼此信任的企业之间续签合同时，可能无需对交易者进行反复考察、对合同条款反复商讨，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谈判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三是促进交易效率提升。信用支付工具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资金利用与周转速度，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时间成本。例如，信用卡可以让消费者先消费后还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压力，同时也使商家能更快地完成交易;信誉良好的政府债券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受到政府长期的、及时的、还本付息的信用支持，进而推动更大规模的债券发行。四是降低违约风险成本。完善的信用制度和法律保障对违约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使违约者付出更大的违约成本，使交易双方更倾向于遵守合约，减少因违约导致的各种损失和纠纷处理成本。

信用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作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纽带”，直接决定市场机制能否有效运转。信用经济还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般来说，信用经济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的基础性制度设施，服务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同时，信用经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经济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为重点，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

信用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市场来说，信用经济可以激活资源配置效率。对政府来说，信用经济一方面可以提升治理效能，通过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把经营主体及其行为与信用挂钩，实现精准监管、智慧监管，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政策执行效果，例如在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对守信企业给予激励，对失信企业严格惩戒，推动政策目标落地。对社会来说，信用经济有利于构建诚信文化生态。通过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如联合惩戒“老赖”，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社会共识，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政府在信用经济领域必须有所为

政府作为国家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与服务者，把生产或提供“好”的信用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维护中有所为的着力点，本身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或失效的具体行动，这个工作职能将形成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的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政府去有所为，相反，对某些领域或活动，政府“不去作为或有所不为”，恰恰是市场需要的正确选择，可以为各类经营主体留下创新活力、竞争动力的空间，如具体的生产经营投资决策、发明创造活动等;但是对有些活动，如果政府不作为，就无法提升市场的效率甚至直接导致市场崩溃，信用经济就属于这一类政府必须大力作为的领域。解决好政府缺位、越位、不作为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政府必须介入信用经济的创造、生产与运行保障活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来自信用方面的充足的公共产品。

一是契合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以促进政府从管理者到治理者的职能转变。信用经济建设要求政府整合分散的信用信息，如以税务、市场监管、司法等部门的分散数据的一体化为基础，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治理，破解条块分割的老大难问题。政府介入信用经济的创造、生产与运行保障，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政府通过推动信用经济发展，直接服务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

二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优良的信用激励，可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重视质量品牌，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建立金融信用体系(如征信系统)，提前预警企业信用违约、非法集资等风险，可以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政府信用的奖惩机制解决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电信诈骗等问题，通过信用监管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障民生权益，可以确保国家发展道路始终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上。

三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途径。由政府主导推动全国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如“信用中国”等建设，打破信息孤岛，可以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数据共享，这是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实现的。另外，政府作为最大的公共信用主体，通过提升政务履约践诺水平，如治理和解决“新官不理旧账”问题等，能够发挥示范效应，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动信用经济建设的具体路径

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部署了23项政策举措，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政策指南。

强化信用立法与法治保障，构建“顶层设计+基层实践”制度体系。完善社会信用的法律法规。探索推动出台社会信用建设法，明确信用信息采集范围、使用边界、主体权益保护等规则，解决数据共享难、惩戒过度等问题。落实、落地与落细，执行好法律法规，具体化配套政策。在金融、电商、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制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实施细则，建立动态调整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支持地方政府进行探索性创新，支持一些先行地区开展信用经济试点，形成“信用+审批”“信用+民生服务”等机制，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革命为支撑，打造全国性数字信用基础设施。升级信用信息平台，主要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整合“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实现跨地域、跨行业信用数据实时共享，提升数据准确性和安全性。发展信用服务产业，培育征信公司、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化征信机构，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开发“信用+”应用场景，如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等，提升信用产品市场化供给能力。

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创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信用治理”模式。事前实施信用承诺制。在行政审批、项目申报等领域推行信用承诺制，企业以信用替代部分审批材料，事后加强核查与评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事中进行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信用评级结果，对失信企业精准监管，提高监管资源配置效率。事后进行联合奖惩与信用修复。建立跨部门联合奖惩清单，如限制失信企业招投标、融资等，同时设立信用修复通道，允许失信主体通过整改、培训等方式恢复信用，体现严管厚爱。

培育和建设全社会诚信文化，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政府政务要在诚信建设中率先垂范，将政府履约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治理拖欠企业账款、政策不落实、“新官不理旧账”等现实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加强宣传教育，将诚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诚信宣传月”“失信案例曝光”等形式，增强公众信用意识;开展“诚信企业”“诚信示范街区”评选，树立正向标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制定行业信用公约，鼓励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推动消费者、媒体等参与信用监督，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氛围。

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拓展信用经济的国际维度。推动信用评价标准互认，如跨境征信合作等，降低跨境贸易投资风险。通过对外展示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成效，如金融市场开放中的信用承诺等，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信用的认可度。

(作者系九游APP下载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