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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资本主义逻辑对开放科学的异化和挑战

    发布时间:2025-06-11 点击次数: 作者:戴佳纯 蔡仲 责编:李晗 王欣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的《开放科学建议书》(2021)把开放科学界定为一种新的科研范式,它在传统学术出版评审机制之外建立一种面向全社会的开放机制,包括在线开放访问,开放获取数据、发表与传播,向传统科学界以外的社会行为者开放在线科学知识的创造、评议和传播进程等。全球科学共同体对开放科学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它不仅突破了传统科学运作方式的局限性(如少数评审人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动、科学生产力难以释放、论文的可复制性危机等),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深受科学家与大众欢迎的在线科研方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开放科学运动深受平台资本主义的操纵与控制。平台资本主义反映出经济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数字平台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甚至科学等领域的中心舞台。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斯尔尼塞克指出,当海量数据流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石油”,平台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平台资本主义是指数字平台成为商品生产和服务交换载体的经济体系。典型代表如亚马逊、谷歌、脸书、优步等巨头,它们利用先进的AI数字技术链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借用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操纵并汇聚大量用户群和资源,轻易进入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以达到对该领域的规则进行改写甚至颠覆。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操纵与垄断,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由此引发了相关的数据隐私、反垄断和平台公司责任等治理问题。

    在科学领域中,平台资本主义重新配置了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和特征,目的是让科学更好地符合市场要求而不是自然规律。正如闵洛维斯基(P. Mirowski)指出的:“开放科学是当前平台资本主义的产品,从开放方法到开放获取与出版,重构了知识的机构与本性,使知识的生产更好地遵守市场的指令。”

    首先,平台资本主义对开放科学的介入,会使营利的开放平台与社交媒体相结合,让同行评审制度让位于传播的策展机制。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简称PLOS)的先驱之一迈克·艾森(Mike Eisen)指出,我们最终应该废除期刊,并转换为完整的开放预印本及其新的同行评审系统。当前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可疑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期刊,开放出版运动也因此陷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平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整合浪潮。2016年,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收购了科学网(Web of Science),并将其更名为“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2017年,科睿唯安收购了Publons(同行评审认证平台),理由是它现在能够向科学资助者和出版商出售“寻找、筛选和联系同行评审员的新途径”。2016年,爱思唯尔(Elsevier)收购了Mendeley(脸书风格的共享平台),随后又吞并了具有强大代表性的预印本存储库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17年,爱思唯尔又收购了伯克利经济出版社以及Hivebench和Pure。由此,爱思唯尔声称自己是全球第二大“开放获取”出版商。2017年,F1000与盖茨基金会和Wellcome Open Research合作,将医学研究的开放同行评审和出版整合到一个平台结构下,将上游资助者与下游出版渠道整合在一起。这里,营利性公司与名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合作,实质是要建立一个获利的操纵与垄断平台。

    对于学术界来说,这些都是强制性的付费通道。这种付费通道的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是出现了异常多的掠夺性期刊和掠夺性发表平台。各种不称职的专业人士会把一些无法通过严格评审程序的出版物走捷径付费出版,掠夺性出版商由此大发横财。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开放出版计划远远称不上是抵制传统出版商贪婪的道德力量,而是一种牟取暴利的新策略。当这种垄断平台与各种流行的社交平台(如脸书、油管、推特)相结合,就会倒果为因,让科学知识的传播取代科学知识的生产,负责认证科学成果质量的同行评审制度让位于科学成果应用传播的策展机制。结果可能是,在海量数据的热度中,不称职专家的“学术成果”质量会越评越好,从而达到学术上位,经济牟利。

    其次,平台资本主义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效应,即临工式外行强制介入会导致“专家之死”与“真理的消亡”,引起科学界的担忧。通过商业计划和战略干预,知识成为商品的典范领域。在开放平台上,科学研究过程通常被分解为相对小的子项目,以追求效率。但这种削减成本的做法是通过对研究的去技能化(如众包平台Mechanical Turk等工具)和“科学化”他者(如使用网络爬虫可以访问大数据、创建虚拟实验室)来实现的。合格的科学家研究逐步被取消,如开放笔记(Open Notebook)允许没有任何研究背景的闲聊者(kibitz)随时随地参与到科学研究之中。结果是,激进的合作消解了研究者的“合格科学家身份”。在各种平台上,这种知识的非具身化的极端做法可以想象为把任何实体(blob)——数据、文本、图像、方程式——都输入一个更大型的平台中,每个平台都由一个附加的DOI标识;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登录系统,以排列方式将其自身连接到其他实体。在这种“合作”中,“作者”已经完全消失,你变成一个幽灵。

    “‘幽灵原创者身份’(ghost authorship)是平台科学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些仍然停留在自己学科专业或知识灵感的陈规陋习中的科学家已经过时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是灵活的工人(flexible workers),他们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放弃研究项目,跨到另一学科进行研究,以回应来自市场的信号。”在一篇影响较大的论文《理论的终结:数据泛滥使科学方法过时了》中,安德森指出,“谷歌式”科学使人们能够以想象中的相关性去取代科学理论中的因果性,坚持科学方法或规范的科学家已经成为拍字节时代的落伍者,科学现在需要的是能从事短期、灵活研究的“幽灵研究者”。

    以上就是开放科学中“科学的民主化”所遭遇的后真相挑战。主要原因在于:平台资本主义将市场视为人类的最优知识处理器。一种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它对商品化信息的预期贡献与持续追踪。在市场面前,任何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是微弱的和片面的,任何人都无法完全理解市场所包含的信息价值,市场最终会将科学家降低到与业余爱好者相同的认识层面,两者都应该平等地匍匐在市场面前,让市场为他们提供真理。如脸书化的科学(Facebook for science)、大学的优步化(The Uberfication of the university)等,就是利用专业人士和外行都希望以某种形式参与科学研究的愿望,旨在从头开始彻底重新设计科学研究民主化的强制性在线通道。

    如今,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科学和非科学知识体系之间架起桥梁,在他们的工作中引入“经验专长”、地方性知识、艺术知识等。在为各种决策提供相关信息的研究中,科学民主化的贡献尤其突出,需求量也很大。但这种需求通常出现在当代社会的紧迫现实问题(如环境与公众健康领域)中,而不会出现在科学理论前沿的问题上。

    总之,随着数字平台引起的知识生产空间在体制上的变化,某些不良的平台管理和评审机制可能会导致学术虚假信息的泛滥与伪科学的传播,弱化专业知识和证据在科学或公众争论中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真相时代的反科学阴谋论研究”(22AZX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九游APP下载当代智能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研究员;九游APP下载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