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兼具自然属性与伦理价值的核心意象，“水”不仅是先民认知宇宙规律的媒介，更是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逻辑载体。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下，先秦哲人通过“推类”这一独特的逻辑实践，将水的物理属性动态映射至伦理与政治领域，完成了从自然属性到价值符号的转变。

水意象的双重维度：

自然属性与价值意涵

水，既是生命之源，亦是文明之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水”这一意象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其内涵早已超越自然物质范畴，演化为承载伦理、政治与哲学意涵的价值符号。从《诗经·大雅·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的文明起源想象，到《老子》“上善若水”的至德推类；从《管子·水地》视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宇宙论，到《孟子》以水“就下”之性推类“民归仁政”的政治合法性。在先哲的认知中，“水”意象既是自然之真的具象，又是价值之善的化身。

自然之真。在先秦典籍中，水的形态多样且出现频次极高。《诗经》中水及雨、雪、泉、河、露、汜等衍生意象共出现48次，《楚辞》50次，《尚书》27次，《周易》21次，其自然属性被细致观察。其中，《尚书》两次强调“水”居五行之首。古人不仅关注水的流动（“逝者如斯夫”）、润泽（“水善利万物”）、清浊（“泾以渭浊”）等物理特征，更从水的功能中提炼出生存智慧。如《管子·水地》称水为“地之血气”，《太一生水》以水为宇宙生成的关键环节，均体现了水在自然认知中的基础地位。

价值之善。水之价值的升华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关联性思维。先民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推类方式，将水的物理特征与人的道德、政治实践相联结。水被人格化，如《老子》中水“处下”之性被赋予谦卑之德，其“无形”被升华为以柔克刚的处世哲学；水被社会化，如《孟子·离娄下》讲“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将大禹治水“疏而不堵”的经验抽象为“因势利导”的治国原则；水被道德化，如《荀子·宥坐》讲“夫水者，启子比德焉”，认为水的物理特征中蕴含着君子之德、义、道、勇、法、正、察、志等处世之德。

推类思维的逻辑机制：

物理属性、伦理映射与价值实践

为何水能成为中国逻辑实践中“推类”思维的典型载体？其关键在于“类同理同”的思维模式，即从水的属性、状态、功能提炼出类属性或类事理的相似性，进而将其映射为治国理念、处世哲学与社会理想，形成了物理属性—伦理映射—价值实践的逻辑机制。

物理属性的分类与观察。先秦文献中对水的认知细致入微，其物理属性可归纳为两大维度。其一，属性维度。例如，有始有终，《荀子·君道》：“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水源清澈则下游清澈被赋予君为“民之源”、君王需修德以正本清源的象征意义；流向趋下，《孟子·离娄上》：“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水“就下”的天然倾向成为“民归仁政”的推类基础；无形随势，《庄子·列御寇》：“水流乎无形”，水随器成形、因势而变，后被引申为灵活应变的处世智慧。其二，功能维度。例如，润泽万物，《老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水滋养生命却“不争”喻指无私利他的道德境界；承载覆舟，《荀子·王制》：“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的载舟之力与覆舟之险成为“民本思想”的具象表达；平准如镜，《庄子·天道》：“平中准，大匠取法焉”，静止之水的平面特性被抽象为公正无私的价值标准。这些属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类同理同”的思维机制，被系统性地关联至人类社会的伦理与政治领域。

伦理映射与价值实践的运作机制。推类思维通过引征谕证实现从物理到伦理的转化，其核心在于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构建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的类事理关联。如《老子》第八章从“上善若水”到“不争之德”的推类。关于物理属性，老子观察到水“处众人之所恶”却“善利万物”，于是将水的谦下、不争映射为圣人之德，提出“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是其伦理映射；最终，治国当“无为而治”，军事当“以静制动”，个人当“守柔处弱”，形成一套以“不争”为核心的实践哲学，这是其价值结论。

从“水”意象的论证机制与过程中可以总结出推类思维的特点。其一，不依赖严密的形式逻辑规范，而是通过关联性思维建立自然与伦理的关联。其二，以“求善求治”为终极目标，物理属性的引征服务于伦理规范的构建，即价值导向优先。其三，水之同一属性可因语境不同映射多元价值，如“水就下”既可喻民归仁政，亦可喻趋利避害，即动态情境适配性。

“水”意象的推类实践，本质上是将自然规律（物理之真）转化为伦理规范（价值之善）的符号化过程。通过“类同理同”的推类思维机制，先秦哲人不仅解释了水的自然属性，更将其升华为一套指导社会实践的价值体系。这种逻辑实践既根植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传统，亦凸显了中国传统逻辑“经世致用”的实践特质，即逻辑的终极意义在于为“求善求治”提供思想资源。

推类论证的双重标准：

价值有效性与情境说服力

中国古代逻辑实践中，“水”意象推类论证的评估标准主要在于价值有效性与情境说服力。先秦哲人通过水的物理属性谕证伦理规范时，既追求价值导向的正当性，又注重具体情境中的实际效果，形成了独特的论证逻辑。

一方面，价值有效性在于社会正当与行为指导。价值有效性是“水”意象推类论证的首要标准，强调伦理映射需符合社会共识的“善治”目标，并能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规范。（1）社会正当性是指水的伦理化以“求善”为根基，服务于“引人向善”的终极目标。如《管子·水地》将水的“清浊”与民众道德直接关联，认为“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提出“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将治水与治民统一为“求善”的社会工程。（2）行为指导性是指“水”意象的推类需符合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最终能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南。如《商君书·君臣》：“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以水就下谕证君王行赏罚以导民趋利，这是明确且具体的政策上层设计。总的说来，价值有效性是“推类”思维的合法性来源，确保水的物理属性转化为社会认可的价值共识。

另一方面，情境说服力在于语境适配与公共传播，即强调论证需契合具体语境，并能通过公共知识的传播形成广泛认同。其实现依赖两个层面：（1）语境灵活性，主要指“水”意象的同一物理属性可因语境不同映射多元价值，即一理多用的动态诠释。如“水就下”，《孟子》既论证了“民归仁政”的政治合法性，亦驳斥了告子“性无善不善”之说，夯实“性善论”的哲学根基；《商君书·赏刑》则以“民趋利”解读，为法家“以利导民”的赏罚制度提供人性论支撑；《墨子·兼爱下》强调君王若以赏罚推行兼爱，则天下人追求兼相爱交相利，如水就下般不可阻挡。这种灵活性使水的推类逻辑能适配不同学派、不同议题的需求，增强论证的实用价值。（2）公共知识固化，主要指通过从经典到成语的传播过程，先秦哲人关于水的伦理意涵逐渐固化为民族公共知识。例如，“上善若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命题成为文化共识；“源清流清”“水深火热”等成语通过历史经验的沉淀，脱离具体语境而获得普适性意义。这种传播不仅强化了水的符号价值，也使推类思维的结论得以跨越时空，持续影响后世的政治与伦理实践。

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除了“水”意象，山、木、火等其他自然意象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推类模型。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挖掘这些本土逻辑资源，以构建系统化的中国逻辑话语体系，探寻一种“明真”与“求善求治”并重的逻辑文化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与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21&ZD06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九游APP下载哲学系现代逻辑与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九游APP下载哲学学院教授）